安立志：奴隶的品类（转）

王蒙先生研究《红楼梦》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他认为，大观园的丫环们似乎有着一种“不奴隶，毋宁死”的情结。该命题一出，就引起了张蔓菱（女士？）的异议。其实，大观园中的奴隶，也有着种种的不同与差别，既有小厮这样的男奴隶，也有丫环这样的女奴隶，就是女性奴隶，也有大丫环、小丫环的不同待遇，既有袭人这样低眉顺眼、践踏同类的死心踏地的奴隶，也有晴雯这样忠诚正直、仗义执言的不肯屈服的奴隶。

如果我们将视野移出大观园，直接来观照整个中国社会，奴隶的范畴，就丰富和复杂的多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专制社会，无论是作为工部员外郎的贾政，还是作为京营节度使的王子腾，甚至上溯到荣宁二公，他们在皇帝老儿面前，不也是奴隶么，他们只是不同于袭人或焙茗的“高级奴隶”而已。在这一问题上，鲁迅先生的见解尤其深刻与透辟，他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他以“直截了当的说法”指出，一部中国人的历史，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历史只是两种时代的循环往复而已。（《坟•灯下漫笔》）先生所论及的奴隶，主要指政治、制度、社会意义上的奴隶，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奴隶，那就是思想、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奴隶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毫无尊严、毫无自由地苟且偷生。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并不等于奴隶命运的解除。精神奴隶是以思想依附为特征的，这类奴隶，通常是头脑禁锢、思想僵化、人云亦云、行尸走肉、泥塑木雕式地苟活于世。

前些年，我在《奇怪的组合》（2000年第三期《同舟共进》）一文中，曾对“文革”中将思想体系完全对立的《东方红》与《国际歌》在同一场合播放或演奏的荒唐现象作过分析。前者是对“大救星”（“救世主”的中国式称呼）的赞颂（“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者则是对“救世主”（“大救星”的西方式称呼）的摒弃（“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东方红》是通过对“大救星”的赞颂从而制造了新的奴隶，《国际歌》则是通过对奴隶的唤醒从而崛起了新的主人。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历史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荒唐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原因端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个人迷信盛行，个人崇拜猖獗，人们匍匐在领袖的光环之下，完全丧失了独立思维的机能，在本已摆脱人身依附之后，却又沦为精神依附的奴隶。

前些年，我曾多次参与组织一些重要会议（起码是省级规格吧），在这些会议上，通常开幕时要演奏《国歌》（即《义勇军进行曲》），闭幕时要演奏《国际歌》，时间既久，习以为常。及至我脱离了这种工作环境，重新打量这两首歌，竟然产生了新的感受。从歌词来看，这两首歌针对的都是奴隶，《国歌》的首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国际歌》的首句则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两个首句，其实有着相当不同的意蕴。《国际歌》要唤醒的是所有的奴隶。而《国歌》呼唤的则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二者的差异何在呢？我以为，差异即在于奴隶也有不同的品类。

如同大观园的奴隶有着种种不同，大观园外的奴隶，品类也是不同的。鲁迅先生对此曾作过入木三分的分析。他认为，但凡奴隶，大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不平着，挣扎着”或“‘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奴隶，这大约就是《国歌》所呼唤的“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另一类，“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的奴隶，这大约可称之为“无奈作奴隶的人们”；再一类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的奴隶，这类被鲁迅先生斥为“万劫不复的☆☆”的一群，大约可称为“热衷作奴隶的人们”。指出奴隶品类的差异有意义么？有的。先生进一步指出：“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南腔北调集•漫与》）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奴隶可分为社会奴隶与精神奴隶。不过，即使在“文革”时代，虽然一些同胞习惯跪拜于权威与“神灵”面前，也不宜把他们再称为社会奴隶，然而，就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来说，显然一些同胞并未走出奴隶的行列。按照鲁迅先生的分类，回溯“文革”整个历程，“无奈作奴隶”和“热衷作奴隶”的人们，显然比“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占有更大的比例。这恐怕就是为什么自“文革”以降党中央反复进行拨乱反正、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的根本原因。列宁说：“（巴黎）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欧仁•鲍狄埃）的确，《国际歌》早已传到我国，然而，如何尽快走出精神奴隶的行列，决不取决于在重要会议上如何高奏《国际歌》的旋律，而在于如何按照《国际歌》的宗旨，真正“让思想冲破牢笼”，而这不仅仅体现在思想的解放，而决定了一些人如何尽快走出奴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