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中国市场化改革三十年（下）

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

中国的事情，在很多问题上都分“好得很”的“好派”与“好个屁”的“屁派”。属于“好派”的张五常教授，尽管对“层层承包-佃农分成-县际竞争”的制度青眼有加，却也对当下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

货币政策和劳动合同法是他批评的重点。“今年是中国改革30年，我不想讲坏话，可是严格来说，中国的奇迹并没有30年，是29年。我去年开始觉得有麻烦了，就是货币的处理，我跟从事工业的朋友一讲这个，他们都要哭的。”

他拿经济学家贝加(GaryBacker,1992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话做警示：三年前贝加说，我不看好中国，就像人一样，有钱到一定地步，就会自己玩死自己，搞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比如搞一些福利制度，引进劳工法律等等。“我很不喜欢这句话，写文章反对他，但他说中了。我看不是因为有了钱才引进这些法律，我认为是那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大师从外国抄回来的，包括把格林斯潘货币制度搬过来。格林斯潘把美国制度搞坏了。我早就跟弗里德曼说，利息率上上下下的调整，总有一天整死一个国家。弗里德曼跟我很熟，我结婚是他主婚的，他一向反对利息率上上下下，但只有格林斯潘这么做就可以，因为格林斯潘是他的好朋友。现在不是搞出次贷风波了吗？而且你看现在的新劳动合同法，从德国、法国抄过来的，他们在本国都搞得这么不成功，为什么要抄过来？”

张五常是个性情中人。中国改革30年这个时刻，他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我们试了很多方法，试得可以了。邓小平说试一试、看一看，这么多县，就在某些县试，为什么要引进西方的东西呢？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就像******1993、1994年处理通胀，我那时曾写文章批评他，后来我认为他做得对，公开向他道歉。”

一个小时，张氏谜底基本水落石出。大致而言，县际竞争制度，造就了中国的两个奇迹，“是世界上没有见过的”。第一大奇迹就是长江三角洲在八九年的时间，超越了珠江三角洲，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大奇迹，我个人保守估计，中国的农民在2000年到2007年的收入增长率，每年都有20％。中国农民等了几千年了，我也请农民做工，我自己知道，到处都是农民生活改善的标志。林毅夫还说没有这种事情，怎么没有呢？茅老师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我衷心佩服的，但这些大的奇迹不是个人可以做到的。几千年的农民从未经历过的，就像发神经一样，连续七八年的生活改进。再过十年就可以了。这两个奇迹都是出现在******时代。”

“将来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跟他的文章一样，张五常的演讲，以此做结。

（本文引文来自《中国的经济制度》及张五常在会议现场的演讲）

【市场化三十年】交锋“县际竞争”:未来有那么乐观吗？

张五常教授的演讲一结束，即引起会议现场的“喧哗与骚动”。从农转工的规模，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提供了差异巨大的数据与判断。对腐败严重程度的争议，则反映出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制度现状的不同判断。吴敬琏教授对层层承包体系的看法，与演讲者更是大异其趣。

如张五常所说，“中国的制度是被逼出来的”，这个被逼出来的制度，还存在哪些可能令改革之船减速乃至搁浅的“沙石”？我们所有人，下一步会“被逼向”何方？

一 新劳动合同法：帮不帮得到穷人?

现场提问：您说农村出来劳动力已占75％左右，还需要继续往外移。现在农村很多地方抛荒，粮食安全怎么保障？农村自身发展怎么解决？

张五常：

我觉得北京取消农业税是对的。很多荒弃的农地，因为农业税的取消又重新被耕种了。你要明白，传统中国农业都是自己家人做的，很少雇用劳动力，一年只不过忙两三个月。现在大转变，变成专业耕种，可以减少很多劳动人口，而农产品并没有减少。通常是50到80块钱种一亩地，收割也是。每年不一样，有20％的增长。所以，很多事情在改变。这个发展是好的，取消农业税帮了农民很大的忙，我认为，假如农民的生活不能改进，怎么样改革都没有用，把农村生活搞好了，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为这个新劳动合同法发了很大的脾气，不是这样改就可以帮到农民，现在都要转型，取消比较低档的工业，难道让这些农民一出来就到微软去上班吗？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还是从扫地、洗碗、卖报纸出身的，谁不是这样起家？我父亲也是这样起家的。我儿子在美国，从4岁念书，到36岁还在念。他每个星期上班80个小时，做研究，他的薪水比香港小学教师还低，就是要这么拼命的。他有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医学博士，但是认为自己还要学习。

现在这个新劳动合同法，规定每个月超时工作只能36个小时，为什么要把他们看得那么金贵？

要是新劳动法可以帮助到穷人，我绝对支持。可是帮不到。我告诉科斯，听说林毅夫赞成。科斯说，怎么可能呢？瞎编的吧。现在农民回去农村耕种了，农民劳动力下降15％，现在开始上升了，真是很头疼。

二 收入差距：究竟在扩大还是缩小

李实：

我对张教授的两个判断有不同的看法，这两个判断都是大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农村劳动力到底有多少转移出来？张教授认为可能有70%－80％，这个数字是严重高估。为什么呢？可以看各种各样的调查数据，包括最近的农业普查数据，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当然也可以挑战它，说中国的数据都不可靠，但即使不可靠，比个人拍脑袋得出的数据要可靠。农业普查的数据得出，外出打工一个月以上农村劳动力大概是1.3亿，在乡镇企业工作，就地转移的是1亿左右，这两个加起来只占农村劳动力的50％左右。

农业部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个追踪调查，选了几百个村进行调查，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一个动态变化，和农业普查数据得出的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数字基本上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有关数据，说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力超过50％。70%－80％可能是个别地区的情况，不是全国的数字。

第二个判断，关于收入差距变化，最近几年很多人提出收入差距在扩大的看法，你有不同的意见。我想你的一些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偏差。各种各样有关收入差距的估计，包括国家统计局入户调查数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都可以看出来，19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最近几年还在扩大。你认为这个差距缩小了，农民收入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可能是东部地区的情况，不是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应该看一下中西部地区，到山区、一些干旱地区看看。我刚从宁夏回来，一些地方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十年前没有多大差别。数据情况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家都感觉收入差距是在扩大，不是在缩小。缩小可能是一种想象和愿望，不是现实。

张五常：我完全不同意。你说的那些数据我不相信，我相信自己口袋拿出多少钱来。说农民生活这几年没有很大的改进，这是大错特错。我在很多地区请农民，我付钱给他们，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人工成本升得不得了，几年前是三百块钱一个月，现在是一千块钱请不到，你说这个数据准确不准确呢？这个钱是我自己口袋拿出来的。

人口问题，靠近城市的农村，农转工是没有那么高，因为他们可以回家。所以，我建议要把工业往农村迁移，以前的乡镇企业不成功，现在是时候了，这样离开农村的农民就越来越少。贵阳大学很多专家专门做这个研究，资料很详细，统计也是和政府完全不同。我到农村，他们都告诉我说离开城市远的，走了70％多，靠近城市的走得少一点，因为没有人希望离家，很多人都是离家两三年就回家一次。

李实：如果是社会学家，这种调查方式我没什么好说的，可以看一两个点就得出结论。经济学家要讲有代表性的平均水平，而不是一个案例。

我没有说农民的收入不增加，而是说，农民收入以20％的速度在增加是一个高估的数字。

张五常：你一个案例都没有。

三 县际竞争：走向彻底市场化还是政府继续主导？

盛洪：

我对张教授的租税互替的想法非常钦佩，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但是，我加上一句，租税互替体现在很多方面，税率低就会使地租上升，地租高就不能征较高的税。香港就是一个低税率高地租的例子。

另外，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租税率的竞争，而且是制度的竞争。租税率相当于价格，其实在价格竞争起不了作用的时候，县级政府可以在制度上有多种选择，在竞争的压力下，可以促进制度变迁。

张维迎：

张五常教授的许多观点我是赞成的，有些观点与我不谋而合。从地区竞争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变革，我在一定程度上是赞成的。其实不光县一级，中国各级政府都在进行跨地区之间的竞争。但是，为什么县一级是重点呢？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县一级，不在省，也不在乡。这个观察可能是对的，但需要做一个定量分析。张教授研究土地分配权力，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权力。整个中国各级政府的权力究竟是如何分配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还要补充一点，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特别是是否走向比较典型的企业主导而非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他没有讲。我认为竞争结果实际上还是变成西方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地区之间的竞争一定会导致出企业之间竞争主导的经济体制。我在1993年写过一篇文章，针对当时人们对地区分权不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批评，我说，如果中国变成三千个或五万多个小公有经济，最终就变成没有公有经济了。一个国家内，公有经济体的数量越多，保持公有体制的难度就越大。地区之间的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的民营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点，张五常教授把增值税理解为租，而不是税，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观点。在中国，租、税、利这三个概念一般都是在官方法律意义上使用的，可是在经济学上是什么意义，我们不过问。张教授把租、税从根源上理解为经济行为。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影响经济行为。

第三点，就是合约的概念。张五常教授说原来的约束体制也是一种合约，我有点不太相同的看法。他对合约解释得太宽了。我认为，合约是在产权交易方面自愿达成的协议，不是任何约束竞争的规定都是合约。当然，他这样定义有好处，就是统一从合约的角度理解中国的经济转变，合约渗透在政府关系中。但是，一个不太好的地方是，对合约的定义太宽了之后，可能使得这个概念容易被滥用。所以，我还是更喜欢传统相对比较窄的合约概念，至少不包括他讲的这个合约。当然，在经济学理论里，本来用的合约概念也是比较含糊的。

第四点，我想强调，张教授在很多著作中特别强调产权和所有权的区别，从意识形态角度讲，他的观点很重要，很巧妙，就像邓小平讲“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一样，可以回避一些争论。但我认为过分强调产权和所有权的区别，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不是很彻底。可能张五常教授有自己的想法。

四 地方官员腐败有多严重？

张维迎：谈到地区发展和腐败的问题，我同意地方干部有很多好人，不腐败。研究中国经济时，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充分肯定。但有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能因为他积极干事就说他不腐败，也不能因为腐败就说他没有干好事。

我曾思考过，为什么地方官员劲头这么大，到北京跑项目。在地方他是爷爷，到了北京，他是孙子，市委书记、市长可能不被一个科长、处长放在眼里。但为什么他愿意跑北京？一个原因是他作为地方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一个事业成就感，也许是形象工程。但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每跑到一个项目，地方官员一般都会得到一些个人好处。比如修路，如果能从中央跑一个修100亿的公路项目，工程发包给哪个亲戚朋友或关系户，就是个人利益。

当然，从经济学角度讲，没有必要问这个人动机是什么。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行为的效果（effect）。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并不是因为两种体制下人们的动机不同，而是因为效果不同。

张五常：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我写不下来。因为据我的了解，地方官员做得好，奖赏是相当高的，我拿不到这个一般性，不同地区相差很大，所以我写不出来。他们应酬费用的支出，我知道几个例子，是他薪水的十倍，还有奖金。

可是有的干部真是为了国家，有的也有贪污的问题，但基本上他们的奖金是足够的。不同的地区有不同，这个需要很详尽的资料才行，奖金的百分比我可以写出来。

五 制度创新：为什么是1994年？

张军：

张先生一再强调，经济学的使命是解释现象，刚才很多人提到的中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他看来都是“沙石”的问题。而且他显然并不特别关心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刚才讲的理论不是经济改革的理论，也不是发展经济学，只是在试图解释他在中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了。

我认为他的解释能够对现在的制度经济学文献做出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张先生为了发现这个解释，亲自去各地访问考察，与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交朋友，他的理论发现是来自他观察到的真实的世界。能够把他在生意和投资上体察的东西与自己的理论创新完全融为一体，这在我阅读的范围里面，似乎没有第二个人。他做到这样天衣无缝的结合是稀罕的。

40年是一个轮回。他1969年做的研究工作放在那许久了，尽管他自己说是一条大鱼，别人也有很多引用，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发挥和发展的机会。一直到2004年他基本找到了答案，从“分租”角度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回到了他1969年的博士论文“分成制度的理论”。这个解释好玩，好看，是一妙笔。（不过，至于这个经济制度是否也“好”，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仁者见仁）。我想，他发现这个分租的体制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足够有弹性，以至于地价可以“为负”，因为地方政府可以用增值税弥补租的损失。这就重新回到他1969年的思想了，一旦合约安排是自由的，分成制就仍然可以产生有效率的配置结果。

我有一个补充的想法提出来与五常先生分享。文章里特别提到了1994年，提到分税制的改革，提到了增值税。分税制的改革，来自于1980年代财政分权（包干）带来的混乱。俄罗斯在财政分权之后也出现了分权的混乱。事实上，对于全能国家而言，财政分权总是带来混乱和政治上的危险，因此最后都要再集权。但是，因为有丰厚的石油收入，俄罗斯的再集权的结果是去扩大了公共财政的部门，实际上又回到传统体制中去了。

我观察，中国在1994年却走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虽然也是在加强集权，但再集权产生的体制完全不同。我们是缩小了公共部门，改革出来了很多激励的制度，形成了张五常先生看到的增长机制。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道路？中国和东欧、俄罗斯相比，没有丰富的资源，没有更多的土地，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制度创新。这点比较重要，否则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1994年造就了这个增长机制？在张先生的文章里，这是需要顾及的一个问题。

张五常：我这个文章还没有写完，还要大修改一次，你说的那一点我已经决定要改进去了。中国绝对是一个奇迹，中国制度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个文章我还要再改一次，但是有些数字很难改进去，因为不是有代表性的。

六 没有张五常那么乐观

吴敬琏：

这个文章有很重要的意见，用它来说明和解释中国改革取得成功，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有效的合约，而且采用了很巧妙的方式来制定合约的规则，这非常重要。如果把它做得更准确，可能说服力更大，而且不但能够解释现在的成功，也能够解释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倒是不完全同意维迎刚才说的合约的边界很大是一个问题。要解释事实首先得认定事实，在中国认定事实又很困难，这些很多人是不太理解的。比如张先生曾讲到的1984、1985年实行工商企业承包制，在1983－1984年，中国经济工作领导人里有一个很大争论，以后才用利改税取代承包制，1987年又转向承包。

曹远征：

这是因为财政问题。没钱了，又转成承包制了。

吴敬琏：

承包制的寿命不是太长。在我看来，中国的企业制度的巨大改变是在世纪之交，就是用温州模式取代了苏南模式的工商企业。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也是层层承包的，试来试去，不行。到了世纪之交，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全部转成了温州模式，也就是新苏南模式。

发生的实际问题在哪里呢？各级官员都有积极性，的确使得改革可以推进，在早期是这样的，但是引发的腐败越来越普遍。

总的来说，周其仁在芝加哥会议上有一句话，说不像张教授那么乐观。这就使我想起来，1988年那次张教授陪同弗里德曼来中国，北京的访问行程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负责的，访问结束时，有一次张先生代表弗里德曼先生和夫人祝酒，我印象非常深刻。张先生说中国改革是不会回头的，是非常有希望的，它掌握在非常英明、睿智的领导人手中。弗里德曼太太坐在我旁边，我就问她，弗里德曼教授是不是也这么乐观？她给我回了一句话说，“Steven is always like this.”（Steven指张五常）。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市场化三十年】江平：今后改革的重要目标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

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我认为，硬道理就是最根本的道理，高出姓社姓资、意识形态争论。在生产力已经发展、解放到今天这个程度时，就要考虑还有哪些属于硬道理。我觉得，人权的问题应该摆在突出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两个解放，一是解放生产力，使之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一个是把人自己从被奴役的、被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目标，是硬道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同样也应是硬道理。

人权不仅包括自由，还包括财产的权利。苏联解体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权只有给了人民最大的物质关怀和权利自由的保障，才能够期望得到人民的支持。不能想当然地说社会主义的人权是天生的、优于资本主义的人权，而应当问，社会主义能否真正给予人民更多的人权。

社会主义人权的对立面在自己内部。

第一个危险是，强大的公权力有可能从保障私权利转化为对私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

第二个危险是，社会主义历史中普遍发生、今天仍存在的特权现象。特权现象是平等人格的对立面，也是现在社会主义最可能出现的异化现象。本来市场是机会平等，而现在用特权来获取土地批租或其他优先权也司空见惯。一位著名法学家说，从身份到契约是历史的进步。今天可能出现从契约回归到身份的危险，本来的市场平等机制，被特权所控制。

在未来改革进程中，如何解决好这两个异化，是艰巨的任务。

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应当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权社会。这就是我们应该做到而还没有完全做到的，是今后改革的重要目标。生产力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都实现了，可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生产力，人民有了更大的民主和自由，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优越性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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