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作家

中国作家不会再出于体制的豢养，这是毫无疑问的。作协、文联是正在死去的机构，而中国大部分作家都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能力和穿透力，他们躲到乡土、躲到历史里面，正如台湾作家朱天文所说：“幸好大陆的纵深够，所以他们还可以再写个三五年，可是最後还是要面临现代性的问题。”



在他们之後，未来中国作家将会有两个重要的来源：媒体和网络。当然网络也会被归入媒体。那麽，我把媒体换为在平面媒体工作的记者，而网络则特指在网络上写作、发表、并且传播的作品。



做出这个判断是由于记者这个群体对于当代社会有最直接的观察和体验，而平面媒体——尤其是杂志正在面临一个转型，人们不满足于粗糙的报导，开始琢磨如何写作。在这方面，西方的非虚构写作已经积累了成套的经验，我们缺少的是把自己与非虚构写作、以及“非虚构作家”这个身份联系起来、以期更长远的人生规划的自觉，当然，我们还缺少扎实勤奋的努力。



另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是，大作家海明威、马尔克斯都出身于记者，只是虚构写作需要更大的才力。



而网络则有可能催生新的创作形式。这是我每次在天涯社区看那些不知是真是假、然而分段精心、回贴又在增加着叙事的魅力的贴子时所想到的。像印刷术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一样，网络的力量传导到文化创造上，到底会产生出什麽新的东西？假如这种新东西和一种永?的力量——对于人性的关注的时候，伟大的文学就会出现了。



说这些是起因于这几天在读的《激荡三十年》，这是晚到了的阅读。两年前的春天在杭州见到作者吴晓波，那种江南才子的伶俐，让我开了眼界。往往在商界见到这样的敏捷，如今我知道了运用到文化创作上是什麽样的。



据说吴晓波刚刚到新华社时，不愿写官方新闻稿，于是雇了一个人帮他写稿，自己满中国乱跑做自己的采访。有意思的是，他雇来的这个人发稿量也常常名列前茅。吴晓波不停歇地为自己采访和写作，终于写成了《激荡三十年》。



《激荡三十年》以编年形式写作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商业史，气势宏大，又引人入胜。你还记得大邱庄、禹作敏吗？还记得三株口服液、太阳神……那个保健品小广告满天飞的时代吗？还记得德隆唐万新吗？在股市惨跌的今天，人们还记得20世纪末庄家对中国股市的操纵吗？回头看这三十年，的确激荡人心，不出现个把大作家，真是浪费了素材。



切近的历史使人读起来尤为感触，但越是切近就越难以把握。在庞杂的事实中勾勒清晰的线索，需要很深的功力，也需要叙事的自信。正是在读《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确信这是未来的方向，一种扎实、流畅的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已经渐趋成熟
如果说对于大背景的叙述体现的是把握资料的能力，那麽对于人物命运与性格的把握，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格局和境界。在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禹作敏的刚愎霸道，唐万新的大胆想象……在每一年的叙事之後，都会有“企业史人物”的章节，看了各类跌宕起伏的“英雄人物”之後，我不期然看到了《白芳礼的支教公司》。



白芳礼是一个靠蹬三轮车为生的天津老汉，不识字，为人古道热肠。从1986年起，他有感于贫穷孩子没钱读书，就每年把蹬车所得全数捐给学校。1994年开春，81岁的白芳礼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辛苦钱交给一所学校，校领导把全校教师和300名贫困生都召集到操场上，排成整齐的队形，一起朝他举手敬礼。从学校回到家後，白芳礼思量一夜，做了一个决定，把两间老屋卖了，再贷点款办个公司，赚钱支教。



这个疯狂的商业年代和好心肠共同诞生的奇异公司，其实只是天津火车站旁边的一个7平方米的小售货亭。白芳礼把售货亭交给伙计打理，自己照样天天出车拉活。他说：“我出一天车总能挣回二三十块，够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支教公司开了5年。1999年，天津火车站进行整顿，所有商亭一律被拆除，“白芳礼支教公司”也不例外。那一次，老人哭了。2001年，88岁的老人无力再蹬三轮车，就在车站给人看车，把一角、两角的零钱装在饭盒里，存够500元就捐出去。2005年，93岁的白芳礼去世，他的私有财产帐单上是零。



读到这里，惊心动魄的商业史似乎安静了一小会儿。众多企业家为了利益、成功、个人梦想，起起落落成为历史的主角，有朋友感叹，似乎这三十年就是大人物的故事成就的，但作者能够选择这样一个特别的“公司”记录下来，像他一贯的立场一样，超越商业，超越了成败之争，英雄之论，在过于亢奋的商业故事中，发出深沉的回响。这一描述无形中对以财富为中心的大人物构成了反讽，正如作者所引用的20世纪初美国首富安德鲁?卡内基在遗言中所说：“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 （完）



《激荡三十年》，吴晓波着 中信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郭玉洁，媒体工作者，现任《生活》杂志编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