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这是一次规模并不大的会议，数十人而已。但吴敬琏、江平、张五常、秦晖、周其仁、张维迎、张曙光、石小敏、樊纲、盛洪……这份发言名单，已足以值得你把以下的全部内容耐心读完了。
诠释篇：
无论基于何种立场，都很难否认，市场化三十年是中国巨变的三十年。三十年的苦斗，三十年的悲欢，让人铭心刻骨。更何况，中国已步入后奥运时代，诸多重大变量悄然汇聚，而市场化三十年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未来的指向。市场化三十年对中国是福音还是陷阱？市场化三十年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面对这样沉甸甸的话题，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的中国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也就无怪乎国内最好的学者要纷至沓来。会议规模并不大，数十人而已。但吴敬琏、江平、张五常、秦晖、周其仁、张维迎、张曙光、石小敏、樊纲、盛洪……这份发言名单，已足以说明会议主题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吸引力了。
这次会议，就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广东省人文学会8月30日到31日在北京合作主办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
两种极端都要反对
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中，最受关注的学术明星当然是张五常。
已经白发苍苍的张五常，狂狷气质丝毫不改。“我这一篇很特别。”他开篇就这么毫不客气地宣称，“我为一个人写的，我为科斯一个人写的。其他人我没有理会。”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是张五常的恩师。正是科斯，三十年前嘱咐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一直追踪中国改革开放的足迹；也正是科斯，两个月前把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全部拿出来，在芝加哥自费主办了一个大型的中国讨论会，主题就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张五常提交给这次论坛的长篇论文，正是他受科斯嘱托，费时整整一年写出来的。科斯推崇备至，使得这篇论文在两个月前的芝加哥会议上已经大出风头。
张五常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自信。他断言：他是在总结一个大时代的转变，而中国是这个大时代的火车头。所以，“你要能够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而在张五常视野里，解释中国进而解释整个大时代的历史文献，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写出来，弗里德曼没有，科斯也没有。只有他自己写出来了。他提交芝加哥会议和市场化三十年论坛的这部作品，正就是这样的历史文献。
张五常深感幸运。因为这样的大题目百年不遇，只是让他遇到，而且果敢地抓住了，在他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他得意地宣称：“在经济学的思想历史上，没有一位是超过60岁还有什么作为的，我72岁写这篇文章，你要我怎么样？你问我，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上帝对我的嘱咐。”
张五常用他的广东白话，洋洋洒洒地讲了将近一个小时。讲他这篇文章的由来，讲他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当然，更重要的是讲他对中国市场化三十年的解释。一边讲一边不断做出有力的手势，充满霸气但也充满机趣。“精彩与荒诞齐飞”，一位学者后来这样评价张五常的演讲。的确，没有人能够否认张五常强大的学术功底和鲜明的学术个性，他对中国市场化三十年的解释，有其独到之处，而往往令人激赏；但他的局限、偏见以及他的固执，也不免引起诸多争议乃至非议。
会场上最受关注的新闻人物，则非吴敬琏莫属了。当论坛揭幕的前一天晚上，天则研究所在宾馆西餐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设茶接风时，刚从天津赶回北京的吴敬琏，一出现就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尽管并无任何预告说他将取消此行，但他的如期而至仍然让大家喜出望外，让大家感到踏实和安慰。从他一站到门口时所有的目光都马上聚焦到了他的身上。“吴老，您还好吗？”这句深情的问候，所有与会者无疑都心领神会。因为此时，正是所谓“吴敬琏间谍案”的谣言甚嚣尘上之时。与会者莫不为吴敬琏揪心。但吴敬琏本人反倒是波澜不惊，依旧那样平和而从容。似乎也无须多加解释，他出现了，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吴敬琏在乎的主要不是自己的命运，根本不提自己的人生际遇。一开口，谈的还是改革大局，市场化的大局。他曾经以“吴市场”之名而著称，在公众眼里，他无疑是代表市场化方向的一面主要的精神旗帜。但是他也最早洞察中国市场化的种种问题，最早开始反省。早在1980年代就和他的战友钱颖一教授一起，大力引进寻租理论，提醒国人警惕腐败的蔓延，警惕市场的变形，警惕可能到来的权贵资本主义。为此他与中国最优秀的法学家譬如江平教授等长期合作，着力探讨如何重建法治以制衡利益集团，呼吁让市场经济踏上法治正途，让市场与公正兼得。原来的“吴市场”因此而得名“吴法治”。但是现在，市场化一定程度的变形让部分国人对市场化方向颇多质疑，市场化颇有“污名化”之嫌时，吴敬琏又当仁不让地回到了“吴市场”的历史角色上。
“三十年改革是要好好总结一下，但两种极端都要反对。”甫一坐定，吴敬琏就这样旗帜鲜明地表了态。“一种极端是认为市场化不该搞，让我们又回到了旧社会。另一种极端是认为1990年代以来就没有改革。两者差异很大，但又殊途同归，反正是改革一无是处。”
为市场化辩诬，保卫市场经济，这一直是吴敬琏整个会议发言的主题。没有市场化，就没有三十年经济成就，就没有人民生活一定程度的改善。市场化方向没错，但为什么会有那么严峻的社会问题呢？吴敬琏回顾历史认为，其实市场派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分歧是早就有了。同样主张市场经济，在熟谙现代经济学的学者来说，他们心目中的目标是自由市场经济，而在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官员来说，他们心目中的市场经济却是日韩模式的市场经济。当时看来方向是一样的，差别很微小，但越到后来，这种微小差别起的作用越关键。“后来当市场发育起来以后，政府在里面仍然掌握资源配置权力不放，这就造成很多问题。”权力跟市场不能有效区隔，权力搅买卖就愈演愈烈。这种事实上的新重商主义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新重商主义跟自由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现在需要质疑的是新重商主义，而不能将污水都泼到市场化头上。
因坚持市场化方向而得罪了原教旨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因抵制权贵资本主义而得罪了特殊利益集团，就这样不能不一直两线作战的吴敬琏，当下的处境因此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没有丝毫气馁，从容和锋芒一如从前。会场中他常常插话，其率性、理性的言说风格常常激起满堂掌声。显然，无论怎样将吴敬琏“污名化”，吴敬琏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挺拔。“我想法治还是当务之急。我们共同努力，我觉得不那么悲观。”这是吴敬琏在论坛上最后的告白。
从“非典市场”到经典性市场
基于民间立场，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客观总结市场化三十年，这是会议的主旨。百家争鸣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最突出的争议有两个，最早是张五常跟诸多内地学者之间的争议。（见32版《交锋“县际竞争”：未来有那么乐观吗？》）
另一个争执，则发生在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北京大学教授姚洋之间。历史眼光和国际眼光兼得的秦晖，主要解剖了南非模式，认为南非当年的经济奇迹，主要靠低人权和全球化两个因素配合而获致。只就单纯的经济效率讲，农奴制往往比自由人制度更有效，种族隔离正好为南非当局提供了这样的便利。加上全球化进程，南非当局能够以自己低廉的人工成本与发达国家竞争，所以一度无往不胜。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低人权的成本优势丧失，南非一旦踏上民主化正轨，其经济状况马上今不如昔，奇迹不再。
但是姚洋不能接受秦晖的意见。在姚洋批驳的对市场化三十年经济奇迹的四项解释中，秦晖就占了两项。姚洋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这四项解释的他自己的独特解释。“我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的，概括起来说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那么什么是中性政府？他给出的答案是：“他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而且不和利益集团结盟。”这种政府的优势当然再好不过：“他第一容易考虑全体利益，全社会的利益。第二，他容易考虑长远利益。”姚洋并且声称，他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这个政府实际上是把长远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前，把全局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前。别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创造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这样的成就？因为它们没有这样的中性政府，因为这样的中性政府在中国是不容易产生的，在世界上就更不容易了。
对姚洋的演讲，与会者多有耳目一新之感。一向儒雅平和的主持人周其仁微笑着总结说，这个报告非常有意思，“给我们的讨论带来很大的空间”。思维敏捷的学者们当然不会坐失这个很大的空间，争相发言，甚至连只是列席的外来听众也忍不住频抢话筒。会议气氛一下子显得特别热烈而欢快，颇具轻喜剧色彩。
持续两天的会议，坦诚而宽松。开放的讨论最有利于彼此激荡，这样的大脑风暴当然容易凝聚智慧的结晶。多角度透视市场化三十年的成就和问题，无疑是会议的第一个方面的收获。但正如张曙光所称：“其实我们回顾过去是着眼于未来。”建言未来就成了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吴敬琏、江平两位思想界元老呼吁法治、宪政和其他配套改革。财政部科研所负责人贾康则更了解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况，主张从管理角度、技术角度切入的渐进改革，首先是公共财政改革创新。浙江大学教授张旭昆与贾康异曲同工，他的切入点不是公共财政而是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市场肯定不是现代经济学教科书说的那个市场，那个市场可叫作经典性市场，我们现在的市场实际上是非典型性市场，可简称“非典市场”。所以不是市场化搞错了，而应该是把我们的“非典市场”逐步改造成一个经典型的市场。具体到医疗领域，即是通过引进竞争机制解决医疗服务市场的效率问题，通过个人付费防止医疗费用膨胀的问题，通过引进政府的资助来解决大致公平问题。
历史学出身的秋风，着眼于政治文化的特殊功能，在比较中国百年三波立宪潮的基础上呼呼绅士传统，呼吁精英群体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历史责任，勇于推动制度创新。他的这个呼吁，或许可算作对市场化三十年论坛的一个注脚。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制度创新方面的贡献是什么？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又需要通过哪些制度创新去解决？制度创新的空间到底在哪里？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下一个三十年的历史大幕徐徐揭开之际，这些问题之至关紧要毋庸讳言。思考这些问题当然是全民族的责任，但首先是作为当代绅士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会在这方面开了个头。
张五常：“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学术文章不是大众文章，要为某一组人或者某一层面的人下笔。我这篇是为科斯一个人写的，他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很多人给我评论说怎么修改，我说只要科斯满意，其他我一律不管，因为这不是写给你们看的。”张五常的“恭维”，颇具个性。73岁的他不再需要通过DV，斜坐在椅子里，再三向98岁仍极度关注中国改革的科斯表达敬意。
8月30日，在北京顺义举行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张用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解释他眼中的中国经济制度。这次，比他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的经济改革”讨论会上所用的时间，少了55分钟。
中国30年，全球从未有过的庞大而系统的制度变迁，种种复杂、微妙、回环与曲折，挑战着中外最聪明的头脑。一个小时，讲得清楚吗？
【一】改革前的制度费用太高了
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
开会前一天，拿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文章自“中国的问题”始。张五常列举的部分困难包括：贪污，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6万次动乱。他认为，“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他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中国的难题，显然不止于此。要素价格、国企垄断、土地制度，无一不事关根本。中央领导也承认现在是矛盾凸显期。挑刺容易，最根本的问题，在搞明白“为什么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对张而言，经济解释是最重要的：“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不搞经济改革。搞经济改革，我觉得世界上多我一个人也不算多，少我一个也少不了什么。但是我写经济分析，走经济解释的路，自己很满意。”他用一个比喻解释困扰了他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是张五常找到的答案。
从交易费用讲起：“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1979年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
旁观者清。回过头看，这段简单易懂的话，可谓点中了中国制度变革的命门。他将中国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到邓小平退休的1992年。这阶段的发展，主要是从以前的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以1987年12月1日深圳拍卖土地（国家首次）为高峰”。
只不过，两种不同的权利界定方式的转轨过程，或许隐藏着改革之初谁也没有发现的地雷。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过地雷阵。
【二】中国带动的“龙卷风”
龙卷风是由中国带动的。所以，你能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会场上，张五常略过了这段略嫌学理化的阐释。或许跟其他老人家一样，他乐于从往事出发，慢慢引向他的方法论、他对大时代的判断，以及让许多赞同抑或不赞同他的人都乐意倾听的，关于中国之谜的核心发现。“从1969年到现在，我已有三十几年不看别人的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治学方法，我不喜欢看，喜欢自己想。”
这篇不带注释也多达两万八千字的长文，自然不是坐在屋子里光靠想想出来的。为了完成它，张五常花了一年多时间。但他真正研究这篇文章是从1979年开始。“几十年了，中国的发展我知道。中国很奇特，有复杂无比的制度。哪里能遇到这样百年难遇的题目？我平时写过的学术文章，有七八篇可以流传下来，三四十年后还有人引用，但这些文章没有一篇能够代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重要的经济文章要反映一个大时代的转变，我就写过一篇。弗里德曼没有写过，科斯也没有写过。”
这个大时代怎么转变？有人说是高科技，有人说是恐怖活动，但他认为，“是中国的开放，还有苏联的瓦解。多了20亿的贫困人口参加国际竞争，这个地球一定要改变。我1991年在瑞典对弗里德曼说，这才是大时代的改变。上了年纪的人都清楚，30年前哪里有饭吃？跟年轻一辈的人谈中国，他们很难明白。龙卷风是由中国带动的。所以，你能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站在一个相对大的视野回顾历史，张五常谈到：1776年斯密发表《国富论》，因为他看到市场的转变、市场的重要，是大时代影响了亚当·斯密；到1867年马克思写他的“国富论”（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也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但他没有解释大时代，因为他不能解释财富不均的现象；到1936年凯恩斯写“通论”，他也解释不了大时代，“通论”不能解释经济大萧条；后来弗里德曼写很厚两大本《美国货币史》，想解释经济大萧条，现在看来，也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的现象提供了反例，货币供应不足，未必一定带来大萧条。
让张五常觉得疑惑的是：中国在1990年代有很严重的通缩，政府的统计数字说是负百分之三，可产品质量、服务态度的改进，最快就是那时。所以，实质的通缩率应该是两位数以上。同时，楼价跌了三分之二以上，中国的经济却还在继续飙升。他当时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合约自由，没有像美国1930年代的那种福利制度、工会制度，没有最低工资的严格要求。
鉴于中国在1990年代后半期的情况，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解释已经不能成立。“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但我当年很难说服他，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可以飙升呢？在同样的时期，长江三角洲，在八九年的时间内超过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发展得要早，为什么长三角超过了珠三角？合约的自由选择，市场的自由发挥，不应有这样的效果，在没有任何通缩的情况下，都没有这种神奇功能。”他最后提出来的解释是，“县的竞争制度刚好在那时形成，开始发挥效应了。”
在张看来，中国的改革，由此真正进入第二阶段。
【三】历史没有过的“农转工”
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为了真正跟进中国改革，张五常在中国好几个地方投资工业，有些地方也投资农业。
机缘凑巧，他父亲在香港有工厂是做工业用蜡的，自己发明一种蜡，应该是最好的，比同样的蜡要贵五倍的价钱——“因为成本贵”。张的哥哥在香港管理这个蜡厂，做不好，不希望蜡厂在他手上关门，就给了张五常。1997年的张五常没有那么多钱，就把这个蜡厂办在内地，拿200万美金的本钱，全中国到处找地方，“现在这个蜡厂在昆山，不亏了，没钱赚，但我父亲的事业还在。”
“我是这么做经济研究的，把自己的钱放上去，不是希望赚钱，但一有问题，现实就不能不回答我。”他发现，2000年，通缩在中国结束。另一个奇迹，又出现了。“从2000年起，农转工的速度难以置信，我的统计，五年之间，农民70％的劳动人口都转去工商业了。很多报告不这么说，我相信我自己的报告。明治维新的经验我知道，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我也知道，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这个争论很厉害，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我叫人逐家逐户数人头。有人说80％还是农民，不要看人口数量，而要看劳动力人口数量。我去贵州参观农村，跟村长争论起来。我问你们农村的人离开了多少？他说三分之一。我说全中国的农民已经转出去四分之三了，你们怎么才走了三之一，你在骗我。他把人名册拿出来，再研究，他也对，我也对，总人口是走了三分之一，劳动人口却走掉了70％，刚刚好。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和小孩，全部农民都转成全职了，耕田、收成完全是一亩一亩算工资的，转成机器耕种了。”
为了确证他的推断，张五常叫他雇的一个阿姨——“从河南不毛之地来，飞机都没见过”——打电话问家乡情况：也是七成半左右的劳动人口离开。他在贵州遇到一个专家，也是去数人头的，说应该不只75％，应该是80％。
但是张教授的这几个案例，并未说服在现场的几位经济学家。会后的争论之一，正是由此而起。不过，关于现在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大家还是基本一致。
“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以东莞为例，我调查了几间工厂，最近这半年，因为人民币升值，加上新劳动法，差不多5％的工人开始回家耕田去了。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再增加10％，农转工就差不多了。但是，在这么重要的关口，这些人往回走了。我在199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推断世界会缺粮。我认为农产品价格上升是一个大好的事情，农产品价格不上升，怎么可以帮助农民呢？这个发展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突然遇到工人回家的问题。”
【四】县际竞争的兴起产生“中国奇迹”
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为什么1990年代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竞争。
“农转工”的规模再大，也只是有待解释的经济事件。亲自在大陆投资的经历，则使他观察到另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我去昆山，看到很不寻常的一个情况。200万美金投资不是很多，但他们抢得很厉害。苏州等各方面都想争我过去，只要我愿意去，什么条件都可以。这种地区竞争我是第一次看到。最近去芝加哥开会，他们说这种竞争制度到处都有。地区招商的确到处都有，但是‘抢’这种现象是没有的，他们就是在抢生意。给你地，厂房可以帮你建，外国没有这种现象。这个现场不是我一个人看到，不去投资，你不会看到这种现象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种无形的竞争，生意的竞争，非常奇怪。”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他如此追问：“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他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
到了2003年，张五常才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原来竞争主要是县跟县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省跟省、市跟市之间的竞争。经济权力在县的手上，他们可以非常独立地使用。“我曾在一个县里，他说张教授，你一年来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我说你有什么权？他说我有权力把这个地给你，我说这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隔了一个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可以有一个借口把这个地给你。再继续问下去，我说经济权力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级，他说市是没有经济权力的，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发展。但是他们比我们高，这是很大的冲突。村、镇、省，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权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我这里。地怎么样交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管的。这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间公司，科斯的理论里面的公司。”
谈到县际竞争时，张提到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叫《欧洲的奇迹》，这本书，就是解释为什么欧洲那么成功。在张看来，在文艺复兴之后，严格来说欧洲比美国成功很多。那本书的主要解释是有道理的，说因为欧洲有很多小国家，国与国之间竞争，所以就有这种奇迹的发展。“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中国是一个国家，当然中间还有很多问题，不要看这些问题，我们看这个结构。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合约组织，上下之间是层层承包，然后完全通过佃农分成制度，上下相连，左右不连，因为县有经济权力，所以他们竞争得最激烈。为什么1990年代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竞争。”
不过，同样是县际竞争，国内有学者认为，在“铁腕降低交易费用”的情形下，它也造成当地资源的过度开采使用，当地百姓的低权利生存状态。伴随“中国奇迹”的大量矛盾，真的只是不那么重要的沙石吗？这又是会议次日争论的焦点之一。
【五】腐败没那么严重
每一次整肃贪污，经济就往上走，贪污才帮到经济发展？这是骗人的。
另外一个争论点也与此直接相关，那就是对中国官员腐败情况的判断。
张五常的经验是：他有这么大权力，是有贪污这种情况出现的，但不是那么多。而且，“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2003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到几个县看他们的权力怎样运行。在这方面我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人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地方干部有很多是很好的，假如中国真那么腐败，哪有今天？人人都贪污，怎么可能搞得这么好？******整肃贪污多严格，每一次整肃贪污，经济就往上走，贪污才帮到经济发展？这是骗人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第四节写道：“1985年4月，我为文建议国家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这建议带点幻想而又明显地困难，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论支持。可是把等级权利买断终究没有出现。”
就在那篇文章发表前的一个月，国务院下文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官倒”应时而生。腐败的日益严重，似乎已渐成转轨之癌。对张的判断，作为当日双轨制发明者之一的张维迎，在演讲后的五点评议意见中，直率地表达了“不同看法”。
【六】“上下相连，层层承包”的整体结构
他们把农业的承包合约加上层层承包的合约，搬到地区上去，就一层层的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到户。主要的经济权力都在县里。
县际竞争，层层承包的基础，是中央、省、市、县、镇、村、户的七级结构。这七层，从上而下，以承包合约串联。而在这七层之间，则有一条分成的方程式。
张颇费了些时间谈对层层承包合约的研究：“我对一些干部说，我请你们来，我出飞机票，你给我解答一些问题，他们通常都会来。他们的文件有两部分，一部分关于政治结构，一部分关于经济结构。我对政治没有兴趣，那些术语，你不熟悉是看不懂的。经济部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1980年代的承包合约转变出来的，是以前的层层承包转变过来的。我1985年研究工业的承包制度，深圳派了三个助手到香港帮我忙，我要什么合约他们都给我。1986年我去首钢，他们请我住了一个星期，我睡的是工人宿舍，就是为了研究他们的承包制度。工业的承包制度变得太快，那时候争论的就是关于保养、维修的问题。但是，到1990年代初期，主要问题不是这些再投资问题了，因为资产贬值，那时国企的资产跌了很多，没有钱，不能辞退国家职工。到了2000年左右，地价上升得很厉害，地价一上升，就有钱分给职工了。1990年代，你全中国去跑，很多工厂送给你你都不会要，因为要遣散那些工人。但事情一变，你要把国有企业给出去的时候，不但有人要，而且很多人愿意出钱去买。”早在1986年，他大力建议把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分离以后再做股份制。“层层承包这件事，农业上是没有的，农村就是承包，在工业上有层层承包，这是1984年开始的，1980年代后期就很明显了。他们把农业的承包合约加上层层承包的合约，搬到地区上去，就一层层的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到户。主要的经济权力都在县里。”
【七】佃农分成：“增值税”是租，不是税
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出现了增值税，我是从事佃农理论的，这个17%不是税，等于是租金。
对层层承包体制来说，如何分成是核心问题。整个2004年，张五常一直在研究承包结构的分成方程式。“回头来看，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出现了增值税，而且是全国划一的17％。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震撼，还有其他的东西，卖土地的钱怎么分，每个地区都不一样。但17％的增值税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就是佃农分成。我是从事佃农理论的，这个17%不是税，等于是租金。不管你有没有钱赚，你都要给17％。所以，这个到我手上时，我好像发现新大陆了。佃农分成我搞不清楚的话，谁也搞不清楚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一般来说，佃农分成是不能划一的，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假如地点不同，土地的肥沃性不同，分成是不同的，而中国的增值税是全部划一。
“为什么是全国划一的17％呢？怎么可能划一呢？这么简单的事，我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想到马歇尔的一个注脚，说得很清楚，他说假如地主可以提供资本，这个分成就不变，就会是有效的。马歇尔是不准分成率改变的，因为他这一句话，我去调查这个县，原来县的地价是可以变成负值的，当年长沙的朱希庆也提醒过我。我一碰到什么问题，就到处打电话去问，原来县不仅可以把地给你，而且可以把厂房给你建好，长沙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在地价上做这么大的调整的时候，分成率就是划一的，只要不是太离谱。”
张五常没有关注，或者说，没有提到问题的另一面是：县的权力之大，岂止地价可以为负？
【八】中国的整体制度是最好的
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贴身观察，让张五常收获一些理论上的创新。“我跟进中国几十年，对中国经济制度看法不同，对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不同，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三四五月，准备写一篇文章，先写了11节，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第三节，科斯认为我的第三节重要，其实它只有七八页纸，但这一节应该是成一本书的。这一节跟制度经济学完全分离，是我学到中国的经验，我把制度经济学放在新的角度看。”
第一点就是放弃了产权的角度，不要从产权角度看，从合约、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从中国的问题研究出来的。“科斯很喜欢这个新角度。”
第二点，交易费用，他认为交易费用就是约束竞争的费用，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只是角度不一样。“这一点科斯也很重视。”
“第三点，我用均衡的理念，这是我1970年代研究出来的，而所谓交易费用实质就是从消散到增值，这个价值转变的时候，就看到中国整个合约制度非常完美，想也想不到这么好。所以，在2005年70岁的时候，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