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给道家学说泼上了消极无为的污水？

是谁给道家学说泼上了消极无为的污水？
　　
　　不错，道家以虚无为本，倡导无为而治。
但这决不是消极无为，无所作为，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其中心思想是“天道无为，万物化育”，意思是说自然界从来不干涉万物，万物才很好地进行了生长发育。正因为如此，老子才告诫统治者要道法自然，实行无为而治，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也。这里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都是对“我”的要求，而“我”不是别人，正是历代贪婪的统治者，至于对普通老百姓，老子认为应任其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不加干涉。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依靠万民的有为实现无为而无不为，依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而无不治。一句话，无为而治是君无为而民有为。
　　
　　当然，在《道德经》第三章和第六十五章中也有少数愚民的主张，但只要我们不怀偏见，就知道这不是老子的中心意思。老子的中心思想是统治者无为，而万民积极作为。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老子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自觉，而黄老道家则提出了以道生法清静守法公正执法的主张，这为约束君权走出了关键的一步，道家思想的巅峰性作品《淮南子》更是大胆地提出约束君主专制的办法：“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这些主张和我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产生了根本的矛盾，所以除了少数明君推崇过道家思想，并造就了汉唐盛世之外，绝大多数王朝抛弃了道家思想，这也就罢了，有些喜欢折腾人民的统治者还给道家思想泼上了消极无为的污水，以给自己的胡作非为制造舆论。
　　
　　即使是某些受到道家思想影响而隐居的人，也不能简单地以消极无为去评价。中华文明几千年，隐士道人作出的贡献占了大半。南怀瑾说：“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大多是道家人物。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一贯作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业上，帮助别人发财，当上了老板，然后自己飘然而去。”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开国时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汉朝开国时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宋朝时的陈抟，宋末元初劝说成吉思汗的邱几处、明朝时的刘基等等。就是像庄子、竹林七贤、鲍敬言、陶渊明、无能子这类纯粹的隐士，也因为他们对君主专制激烈的批评态度，对理想社会的大胆追求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隐士道人对中国文化科技的贡献更是无人能及。庄子、陶渊明、张志和、张养浩、李白等人在文学上的贡献就不消说了，道人隐士对我国音乐美术的贡献也不计其数，像两晋南北朝期间，因为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玄学思想的流行，我国的文化艺术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道人隐士对我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道教经典《道藏》里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科技知识，国际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是主要参考了这部著作，写成了《中国古代科技史》，我们现在说的一元二次方程中的元就来自道教神秘的天元术，我国古代曾经长期医道不分，某些道教徒还大胆地进行过人体解剖，元朝道士赵元任还曾经主持进行了一次大型的光学实验……就连被儒家攻击为无父无君的墨家思想也是靠道教徒保存下来的。
　　
　　在专制君主的眼里，这些不为他们所用、与他们不合作的道人隐士简直就是叛逆，所以从朱元璋腰斩高启开始，统治者就开始打击这些道人隐士，一直到文革期间将这些隐士们荡涤干净为止，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压制，几乎失去了活力。
　　
　　不说了，是谁给道家学说泼上了消极无为的污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就是我国的专制势力和奴才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