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研传播各种知识，如道德知识、法学知识或科技知识，只通过宗教和教育的口头交流亦能做到。但通过口头交流来学研传播知识是不牢固的，必须加上媒体才能巩固知识。因为知识载体有两个：一个是人的大脑，一个是媒体。大脑装载的知识很易丢失（大脑会忘记和死亡，大脑不能复制），而媒体装载的知识较难丢失（媒体不会忘记和死亡，而且媒体可无限次复制）。
由于知识的载体主要靠媒体而不是靠大脑，因此学研传播并巩固知识，不能没有媒体。要办一流的宗教和教育，没有媒体是办不成的。但媒体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硬件（如印刷、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装载知识的设备，简称设备），第二部分是软件（媒体硬件中装载的知识，简称知识）。如果媒体硬件落后，或硬件不落后而硬件装载的知识落后，那么这种媒体都不是最优的，那么同样办不成一流的宗教和教育。
既然国民知识的优劣由宗教、媒体和教育三者决定，而媒体的优劣又决定宗教和教育优劣，媒体在决定知识优劣的三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媒体优，宗教和教育才能优；媒体劣，宗教和教育只能劣。
那么要优化国民知识，首先要优化媒体。要优化媒体，必须将媒体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知识）双优化。媒体硬件（设备）是整体客观性的，创造优化的金钱投资巨大，单凭学研传播知识的个人力量很难将其优化；而媒体软件（知识）是个体主观性的，单凭学研传播知识的个人力量就能将其创造优化。
有最优秀的媒体硬件（设备），你不将最优秀的媒体软件（知识）装载上去也枉然；就如一台运算速度最快的电脑，你不装上最优秀的软件也等于废物一台。所以要优化媒体，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励人们用最快速度将最优秀的媒体软件（知识）装载上去。这就需要有宗教、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了，没有这些自由，每次装载最新软件（知识）上去媒体，都要经层层审批，又何来的最快速度呢？
可见宗教、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对优化国民知识的作用最关键最强大。它决定人们有多大的学研传播知识主观能动性，它决定一国的知识更新速度，它对知识的影响是：越自由知识就越优化，越无自由知识就越劣化。开办宗教、媒体和教育需要大量资本及科技投入，而给予公民宗教、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无需资本及科技投入，更改法律实现法律就能做到。
中国由于在全球宗教、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度方面排行倒数前列，其知识的优劣程度必然也对应地排行于倒数前列。神学知识、法学知识和科技知识不得不依靠大量的进口，诺贝尔奖也从没拿过。反倒是在海外的华裔能不断拿到诺贝尔奖，可见中国人并不缺智商，缺的只是压着智商发挥的盖子没有被掀起。在海外有高度的宗教、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压制智商发挥的盖子被掀起了，继而一流的宗教、媒体和教育办起来了，一流的实验室也办起来了，结果海外华人在科技知识上都有发明创新。
没有宗教、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就相似于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车”，造出来的“车”永远都是门内最好的，但在门外却不是最好的，当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后，门内“车”就不够门外“车”竞争，国有企业在开放后大量倒闭就是这种结局。
资本需要流动才能增值，同样知识也需要流动才能增值。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比资本重要，知识流动比资本流动更为重要。而中国处处限制宗教、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恰恰就是限制了知识自由流动。
中国经过“文革”后近30年的经济开放改革，资本已几乎全部可自由流动，但显性知识却不能全部自由流动。神学知识就不准自由流动，宗教自由是强权控制下的假自由，治者有权封杀某种神学知识的自由流动；法学知识只准由上而下自由流动，不准由下而上自由流动，行政、立法和司法都没有由下而上的民主；三种显性知识中唯一只准科技知识可以自由流动，大量被国外淘汰但依然比中国先进的科技知识流入了中国，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这些被国外淘汰的科技知识也带来了巨大环境污染问题，全球10大环境污染城市中国就占了5个以上。
脑力开发的三个基本条件，大体上也只实现了科技脑力劳动的权利平等这一个，至于神学脑力劳动权利平等和法学脑力劳动权利平等这两个基本条件，还是没有实现。可想中国还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是脑力资源等待开发的巨大潜能。如果这种潜能开发贻尽还是中国目前的模样，那么中国就真的是没有希望了。所以中国这头睡狮何时能醒过来，就看中国何时能实现神学权利平等和法学权利平等了。